五代的后晋一朝来去匆匆，没有实现过国家哪怕是在形式的统一，当时是与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后蜀等政权并存的，对外仰仗外族势力，屈辱称臣，对内也没有值得一说的任何成绩，在历史上它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了，但它的建立过程却对后世发生了一桩影响后世至深远的大事，即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的事。
后唐末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由于长期拥兵自重，受到了后唐末帝李从珂很大的猜忌，石敬瑭在压力之下亦是疑心重重，君臣二人的矛盾日益尖锐。到了936年四月，末帝终于忍不住了想调其为天平节度使。石敬瑭认为这是李从珂是开始在动手解决他了，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于是，石敬瑭不但拒不受命，而且公开指责末帝是明宗养子，不应承祀，要求其让位。末帝得知后，马上下旨削其官爵，并发动大军围攻太原。石敬瑭力不能敌，只好一面在朝廷内部从事策反活动，一面急忙向契丹求援，在他乞援的奏章中向契丹约定了优厚的条件：请称臣，以父事契丹；每年给契丹布帛30万匹；事成之后，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契丹。对此种代价和屈辱的条件，连其当时的亲信大将刘知远（后汉的高祖）看后也表示反对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兵，不必许其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但是石敬瑭根本不听，仍一意孤行之。
契丹主耶律德光在得到这道求援奏章后喜出望外，马上以兵援之，大败后唐派来的招讨使张敬达。同年十一月，契丹主下诏册封石敬瑭为皇帝，国号晋，契丹主还自解衣冠授之。石敬瑭称帝后，表现的很守“信用”了，很快向契丹割让了燕云十六州，每年输送给给契丹布帛30万匹。在执政过程中，石敬瑭对于契丹简直是做到了百依百顺，非常之谨慎，每次来往的书信皆用表，以此表示君臣有别，还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臣”，为“儿皇帝”。除每年输送30万布帛外，还要不时的奉赠奇珍异宝等物，以致赠送玩好奇异的车队相继以道。
五代时期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乱世，军人干政之风日盛，改朝换代是非常的频繁了。用后晋朝的大将安重荣的话说；天子宁有种乎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皇帝无道，自己想取而代之，也是无可厚非的了。但石敬瑭利令智昏，为了问鼎大宝，以割地筹外族兵，这种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行径，为当时的天下的人民所不耻，各地藩镇的不服，后晋一朝仅历二帝，前后约十一年就因为内外失据被内鬼杜重威再度勾引契丹军队南下而灭亡。
后晋的灭亡是豪不可惜的了，但它对后世的巨大的负面作用却历久深远了。
北方塞外的契丹民族在耶律阿保机时代，已经完成了扩张领土，吞并塞外诸部的事业，达到了拥地五千里，控精兵三十万的实力。在社会发展进程上也已进入了农业兼畜牧时代，他们当时已开始能冶铁制器，能够置城邑，种桑麻等等了，但他们依旧是个部落式的政权实体，燕云十六州人口众多，物产殷富，更是使得契丹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947年耶律德光在南下途中的开封称帝，摆脱了部族的限制而开始建立了大辽帝国。
燕云十六州的范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及山西北部，割让这块土地所产生的巨大历史影响有三：（一）塞外游牧民族的势力和政权兵不血刃的直接进入了中原地区，以后他们的兵锋得以长期前出到了黄河平原的北部，燕云十六州成为辽军南下掠夺中原的出发基地和防止中原军队向北攻击的巨大战略纵深缓冲地带。（二）中国抵御外族的屏障长城已不复存在，因为十六州在长城以南；而且北疆山峦险阻的天险已失，中原腹地完全暴露在契丹铁蹄之下，契丹骑兵可以不需要经过一路攻坚克难的作战，而一路飞驰的直捣黄河平原的中心地带，能够把自己骑兵的优势发挥到最大程度；（三）辽太宗耶律德光得到十六州的地之后，首创了用契丹的旧习俗传统治辽人，设北相府；以汉人的礼仪、制度治汉人，在辽属汉地另设南相府，一国两制，使得辽国的南北两地相得益彰，优势互补，极大的促进了自己国内各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十六州以众多的人口，丰富的物产成为了耶律德光建国和改制的助推器，契丹辽国的国力得以飞速增强，而在数百年间雄据北方，不断威胁到以后历代中原政权的安危兴亡，基业一直传到13世纪中的西辽，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燕云十六州的轻易丢失，而后契丹辽国得以的建立和勃兴，以及后来北方金、元政权对辽国基业、制度的一脉相传与全面继承，这件事情的影响上长远而深刻了，它就是形成北宋在压力下长期积弱，南宋渡江偏安，蒙古勃兴而宰制全中国的最重要因素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石敬瑭当年为了实现自己野心的一个利令智昏的卖国行为贻害历史上的中国竟长达400年，其罪莫大矣！